有人关心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家都关注SWIFT，CIPS，数字货币在中间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只是从概念上希望大家理清几件事。

 

第一，不像媒体或者有些人士所说的，SWIFT并不是一个跨境的国际支付系统。SWIFT具体的名字是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它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一个金融交易组织，它是通讯组织。也就是说支付之前需要有很多通讯，这些通讯在走SWIFT，最后的支付和清算都是按照币种走各国的系统，这个应该弄清楚。

 

另外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Interbank Payment System）在设计上是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所设计的，也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清算走的系统，当然这个系统也允许其他币种走，少数几种主流币种可以走，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多少走的。此外这个系统里也融入了一些通讯功能，但是通讯功能用得不多，这是现状，也不能指着它能干这件事或者那件事。

 

数字货币，至少中国的e—CNY设计是为了零售，为了百姓方便、商户方便，不是为了替代美元，所以既然不是按那个目标设计的，现在忽然给它派这方面的功能也不见得能撑得起来。当然我们不排除e—CNY未来可能有跨境支付的前景，但是我估计也是会注重于零售，跨境零售的应用，不是轻易地当做军事武器来使用的。

 

SWIFT为什么会与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相关？比如说有些国家受制裁，资产都冻结了，做投资都不怎么受大家关心了，金融市场交易也基本上被卡住了，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贸易，就是SWIFT在贸易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国际贸易在支付之前需要通过通讯解决很多贸易信息问题，其中包括合同、仓储、运输、规格品种、质量是不是合规，商品要通关，通关的时候要有税务，有些商品交易完了会有退货。涉及到金融既有支付指令、保函、贸易融资、保理，一大堆事情都得事先沟通好。甚至因为SWIFT做得比较好，有些跟贸易融资稍微有点距离的也都走这个渠道在那做通讯，所以大家要明白通讯现在的状态。

 

真正涉及到支付的是支付指令，有不少支付指令走的是SWIFT，SWIFT真正做跨境支付的时候就涉及到选择币种，SWIFT并不是美元支付的机构，它里面是多种货币都可以支付，至于哪个币种流行，那是市场目前的选择，未来是什么样咱们也不太知道。涉及到多个币种就涉及到汇率机制，汇率机制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大家说如果避开SWIFT这事能不能做成？理论上应该是能做成的，因为它的基础是贸易，实在不行就以物易物，易货贸易，但是易货贸易中最好两边是等额，不等额有差额怎么办？还是要用货币。过去的时候这种差额可能是记账贸易差额，像中国和经互会一些国家的差额是以瑞士法郎记账的，不是真实的价值，因为那不是真实的瑞士法郎。

 

因此如果大量地把SWIFT作为制裁工具，应该考虑到别人一定可以找到其它的通讯渠道来继续完成贸易。但是SWIFT已经形成了它的效率和市场规模，一是参与的金融机构数量非常多，那里有规模效应，只要进了SWIFT，跟谁联系都很方便。二是SWIFT在保密方面做得很好，过去有加密机，现在也有很多加密的做法，很少听说加密方面出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前几年孟加拉央行丢了一笔钱，大家怀疑SWIFT是不是安全性有问题？最后查出来那笔钱是孟加拉央行在和打印机之间连接的地方漏出来了，而不是SWIFT渠道漏出来的。当然这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不能说得那么肯定。SWIFT对信息做了自动化处理，很多信息不用人为干预，因此自动化处理的水平也是比较高，因此是有优越性的。如果避开SWIFT另开一个渠道，可能第一个要有过渡期，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系统可能参加的家数太少，好多通讯解决不了就会影响贸易效率。有的贸易过去一个礼拜做成，现在两个月都没做成，因为好多渠道都没联系上。再一个，可能安全上有顾忌，处理上可能最后出错，人工处理有时候有漏洞，有出错的可能性，所以说SWIFT不是不可替代，但是替代SWIFT要做很多事情，替代之前和过渡期间还有好多事可能会使贸易受到影响。

 

今年1月份我在清华公管学院讲了一次避免滑入冷战期的贸易格局。说实在的，如果我们金融的支付系统或者是支付通讯系统，滑入某种冷战格局，对大家来说都是会有损失的。既然很多人关心SWIFT和数字货币在中间能起到哪些作用？最后借这个机会就这个问题说几句。

 

以上不知道是否能够解答一部分大家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也都是我个人的，当然也可能我周围一些研究同事做了很多交流，不见得说得对，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同时也算是给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做一点小小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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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往年演讲：

2020年12月13日第六届“上海金融论坛”正式举行。本次论坛以“改革与开放：双循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主题是“IT发展促进智慧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的便利化”。*表示，科技的发展给很多业务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果通讯和处理能力大幅度改善，在交易的时刻就能做更多的事情。

包括提升通讯能力、信息获取的能力、数据处理的能力后，可以调整工作量的分布，可能会使支付更加便利化，特别是跨境支付。

*还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自由使用，如果愿意可以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应用，我们没有像Libra这样，似乎想取代别人在各个方面的应用。“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会影响国家在外汇体制方面的选择，要尽量避免取代别国的货币*，导致别国的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不再生效。”

在避免影响到别国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的基础上，在零售交易的瞬间实现兑换，以及对实现兑换条件的审核，可以给互联互通带来新的操作可能性的方案。

他表示，利用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处理能力，以及云计算的处理能力，不同选择的汇率选择及智能合约会比从前更有可能性。

对于未来全球货币的发展方向的问题，*认为，目前不见得能看得准。如果将来可能真有一种世界货币出现，技术的适应能力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很多方案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可以及时调整适合未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的需要。

他表示，如果利用交易瞬间所具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的能力，可以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做很多工作。而且可以向前承接，向后也有很好的适应性，这种做法体现了以账户为基础，双层银行体系服务的长处和好处。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各位与会代表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2020年上海金融论坛，也感谢主办单位对我的邀请，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改革与开放：双循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也很好。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IT发展促进智慧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的便利化。

科技的发展给很多业务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比如支付系统的现代化和数字货币，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

首先，在支付的那个瞬间，究竟需要完成哪些事情？特别是零售支付，在零售支付的那个时刻，消费者首先要获得价格，通过价格来考虑是否购买某一个东西或者某一项服务。如果是跨境交易，需要获得汇率方面的信息，折算后考虑是否购买。如果是现金交易，可能要事先准备现金。如果是账户交易，交易瞬间要完成这些交易的一部分，其中如果使用信用卡，那需要获得授权，如果使用贷记卡，也需要进行身份的验证。

*在接收到钱的时候要对销售税或者是增值税进行记账，所以为什么很多零售商或者很多国家都要求必须使用收款机。此外交易完成后要进行财务核算，接收货币时需要考虑是不是*，交易是否存在合规的问题，交易是否真实等。如果是信用卡或者贷记卡支付，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也需要加密，确保不会被截取。

因此在交易的时刻，实际上要干两方面事情：

第一，获取一定的信息。

第二，做一定的数据处理。

过去由于通信设施和计算能力的*，所以那时候获取的信息可能有限，处理的内容也不能太多。处理也分为两种：

第一，在现场能够处理什么东西，比如POS机或者是用手机作为移动终端能处理的事情。

第二，传上去，现在有云计算，过去没有云计算它也可以传到数据处理中心。

总之，如果通讯和处理能力大幅度改善，在交易的时刻就能做更多的事情。

在获得信息和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好多事要推到事前或者事后。所谓推到事前，消费者如果进行跨境消费，要事先把外汇放好，把货币换成目的国的外汇。换多了再换回去时，由于各个国家外汇体制不一样，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提前换还是事后换，都需要承担汇率风险。当然也有的人不再换回去，这种情况下持币也要承担风险。

换汇，一般国家经常项目往往是可兑换的，但是资本项目就不一定了，所以不少地方换汇有限额。按照年度来计算实际上也很难控制，年度限额量比较大，所以管不住用途，那么这个用途有时也可能出现不合规的情况，有一些说是经常项目的兑换，但实际上用于资本项目。

而商户使用POS机或者收款机时，事后往往还是要汇总到商户的账户里，同时也有利于税务方面的和财务分析方面，如会计等的需要。那么商业银行在这过程中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涉及到交割，涉及到风险控制。跨币种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到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需要做清算。这里面，可能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做的事都是在交易时刻的事后。

通讯能力、信息获取的能力，以及数据处理的能力大大提升以后，可以调整工作量的分布。这个调整可以使交易的时刻做更多事情，可能会使支付更加便利化，特别是跨境支付。

大家也说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体系是一种选择，当然它也涉及到币种的问题、涉及到商户应该代征的消费税或增值税的问题。

刚才所说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交易那个时刻完成更多的工作，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把汇率工作放在这个环节来执行，即用户购买的时候，将自己原有账户中某一个币种的货币进行兑换，兑换的量和所要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正好完全一致。

另外，信息可以比以前更方便的获得，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汇率信息。汇率可以用头一天的fix，也可以用即时的换汇市场的信息，如果是一些小的国家的币种，也可以用套算汇率。

另外一个好控制的就是交易的场景。商户是有代码的，因此知道他的用途是什么，因此可以比较清楚的判别是否是经常项目的支付。不管是按照哪个国家，汇兑的规则是否符合，是否合规。那么在这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应该说最简单的智能合约就是条件语句，就if-then else，也就是情况下可以汇兑，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汇兑，完成支付，那么就可以进行控制。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事前、事后许多的工作量减少，在交易瞬间可以通过当代的IT技术来加以完成。这个也是比较符合亚洲，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去年夏天的时候，Libra*导致了大家关心货币*的问题，担心美元化或者被其他货币所取代的问题，也担心有些国家自己宏观调控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措施是否还能顺利执行的问题。它提出盯住一揽子货币，但是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做法，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现在它修改的第二版是只盯住美元，因此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会担心美元化。

美元化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有一些是比较极端的美元化，比如津巴布韦在非常高额的通货膨胀之后，比较全面的美元化。也有许多国家是局部的美元化，按照他们存款的性质或者是他们货币使用的性质，这个国家可能有百分之几十的使用都是美元，也就是部分是美元化的。这些国家都会抱怨会因为美元化带来很多问题，因此这是需要关注的点。

我前不久说过，中国周围的邻国，东亚地区有中日韩，下面有东盟十国，东盟十国发展水平也非常不一样，各个国家宏观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再加上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会影响国家在外汇体制方面的选择。因此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尽量避免取代别人的货币*，导致人家的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不再生效。

另外，考虑到各个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也能照顾到人们对于美元化的担心。由此推论，其实大家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担心。我们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自由使用，你要愿意去用的话，可以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应用，我们没有像Libra这样，似乎想取代别人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刚才所说的，如果在零售交易的瞬间去实现兑换，以及对实现兑换条件的审核，技术上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可以给互联互通带来新的操作可能性的方案。

过去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美元账户的信用卡，或者你有人民币账户的银联卡，在境外交易的时候，其实它也是给你一个兑换的便利，但是这个兑换的信息往往不及时，有时候也不透明。我们说Visa、Master卡都愿意承诺给予你优惠的汇率待遇，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并不见得是这样。

利用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处理能力，以及云计算的处理能力，这些事就变得比以前更加有可能性了。

第一，不同选择的汇率选择，是相当及时的。

第二，智能合约。

即便是经常项目可兑换，大家的理解和具体的规定有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对洗钱，对恐怖融资，对毒品，对武器交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明令禁止的，是不合规的。但是各个国家也会有不同的规定，比如中国就是对于跨境赌博的交易认为是不合规的，因此你在执行过程中就需要去可以用条件支付或者智能合约的方式来管住他。

另外还有一些模糊的地带，就是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间，有一些模糊的地带。比如说在境外购买个人的健康保险或者财产保险，像几年前在中国管理部门也明确指出这个是不合规的。从定义上来讲，有时候并不是完全清晰的。如果在交易的瞬间的时候，可以对此进行条件审查，而且也容易做到，因为有这个商户编码，另外在不同行业中支出的限额标准，那么这些条件都是可以执行的，通过这些执行就可以对于兑换实现有关的合规性，同时也不用太复杂，也不用耽误太多的时间。

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有很多的附属卡。像信用卡附属卡的情况，就是家里挣钱的人是主卡，那么他的子女可能有附属卡，子女有的出去上学，有的出去旅游，非成年人自律能力有时候还不太够，所以有时候也需要有消费方面的*，哪些是不准接触的，哪些是不准备支付的，哪些支付自己家里给他设置什么样的限额，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或者条件支付的情况来加以完成。

其中一个很大的好处，由于单笔交易金额就比较小，就比较容易看别人是否是经常交易，同时也很难用很小的交易量累计起来去做不合规的事情，比如做资本项目，比如说出去去做金融市场投机交易，在判别上就比以前容易多了。

对于消费者来讲，它由于不需要事前兑换，也不需要用不完事后再兑换回来，因此它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就比较小了。

刚才所说的，这样事前、事后的工作量大幅的进行压缩，在交易瞬间有更多的信息获取量和数据处理的工作量，但是最后还需要有一部分事前、事后的工作。事后的工作，可能在这个之后还是有跨币种的交割问题。那这个交割一个是可轧差后的交割，再有一个就是轧差后数量也比较小，可以由中央银行指定某个商业银行，负责某一个币种的交割和清算，也可以由中央银行直接安排清算的模式。

我们知道像香港是搞了RTGS，一个是香港*指定汇丰银行负责美元清算，渣打银行负责欧元清算，中银香港负责人民币清算，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承担起这方面的工作。从香港的系统来讲，香港和内地是一个时区，但是和美元和欧洲不一个时区，所以跨时区的时候，还是会有少量汇率方面的风险，但是大型商业银行掌控的能力也还是比较强的，另外也有一些风险管理的工具。另外在一天之内这个汇率的变动，也会是比较小的。那么在央行之间也可以有类似的安排。

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不一定要搞全额，像RTGS是一个实时的全额结算系统，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轧差以后再进行交易的。也是由于时间的原因，你可以当天处理，如果大家汇率都比较稳定，也可以三五天一个礼拜再处理，总之安排这样的交易汇率风险是相对比较小的。同时中央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应该说利用风险管理工具，以及利用保险的能力都是相对比较强的。

刚才也提到，去年Libra*的时候，瞄准了跨境汇款。跨境汇款虽然也是一种需要，我们说如果跨境汇款能够用一揽子货币，或者是美元来加以实现，用Libra技术来加以实现，那么它落地以后，比如说美国打工的，遣回到墨西哥，这个钱能不能在当地零售方面使用，能不能够实现购买，如果是零售系统没有支持的话，那么它还是需要把汇完的款再放回本地，再放回本地的时候又涉及到可能兑换方面有没有汇率问题，有没有政策方面的障碍，是否方便。所以我们说零售系统、支付系统还是更基础的内容，如果零售系统搞好了，同时又暂时避免大家对于美元化的担忧，像刚才所说的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汇款问题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容易解决。汇款问题有些障碍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在于政策体制方面。

在汇款的交易时刻，如果就实现兑换的话，那么在这个兑换的过程中汇率问题实际遵从了市场规律，较少涉及到政策方面的障碍。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审查是否是洗钱，是否有恐怖融资，是否有毒品，是否有赌博等等这类的问题。同时，如果是一个月汇一次款，或者三个月汇一次款，总共金额也就不会太大，也容易审查，这个数量可能是相当于经常性，不至于造成资本性或者大金额的欺诈、洗钱这些行为。

我们可以想象，仿照上述零售交易的这种做法，汇款应该不存在太大技术上的问题。当然汇款里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管理问题，也会涉及到汇率的问题。最好来讲，涉及到双方的金融机构还是要安排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能够覆盖风险和操作上的成本，这样导致各种新的方案、新的创新都能够有比较客观的成本核算。

最后，我们说未来全球货币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也不见得能够看得准。如果将来可能真有一种世界货币，不管是SDR还是SDR的变种，也许真是大国，比如说美国，将美元全球都适用了，既然出现这种情况，照我们刚才这种思路，技术的适应能力应该也不成问题的，而且很多方案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可以及时调整适合未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的需要。

如果利用交易瞬间所具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的能力，我们可以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能够做很多工作，而且可以向前承接，就是说和现有的体制和以前所形成的体制具有比较好的衔接性，向后也有相当好的适应性，这种做法就和Libra或者现在Diem所形成的思路有明显的差别，也和Token base数字货币也有一定的差别。体现了以账户为基础，双层银行体系服务的长处和好处。

以上就是我介绍的在支付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可以做的一种选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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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规律正在失效

各位来宾，上午好！

非常高兴又能够参加中国金融学会年会，首先预祝这次学术年会和论坛年会取得*成功！此次学会年会和论坛年会一起召开，相信对金融界的学习与研究、交流与讨论，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既然是学术和论坛年会，按照传统，大家都选一个题目讲一讲，而非仅仅做一个致辞。本次年会主题是“双循环”，我在这个问题上正处于学习和体会的阶段。今天，我将就通货膨胀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9月份我在参加“上海货币论坛”时，初步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问题，昨天发表在“央行研究”上。今天，我将对此做一个概要的介绍，希望与会代表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都处于低通货膨胀或通胀紧缩的状态。低通胀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挑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涉及到菲利普斯曲线是否继续适用、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否适用，等等，这在一定程度动摇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在9月会议的前一天，看到了辜朝明（Richard C. Koo）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辜朝明写了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大衰退》，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既讨论了日本失去的10年、20年的衰退过程，同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衰退进行了讨论。他在文章中提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现在基本没用了，甚至可能带来资产泡沫。以往货币政策教科书和实践的概念是，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会通过传导机制反映到物价上，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反过来要求调整货币政策。现在这个规律受到挑战，有三个环节可能出现问题。第一，货币概念和范畴可能变了。第二，从货币到通胀的映射关系出了问题。第三，通胀的概念、范畴和度量出了问题。前面两个问题已有诸多讨论，在此重点讨论第三个问题。这里说的通货膨胀是指价格型通货膨胀，也就是以物价指数为代表的。首先值得探讨的是，在刚才提到的反馈调整环节里，通货膨胀究竟是最终变量，还是中间变量？金融界普遍认为，用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衡量货币扩张或收缩程度。实际上，真正的货币供应量是比较复杂的变量，不太容易直接观察，M2和真正货币扩张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准确。不少人往往误解为M2是最终目标，而实际上，M2只是中间变量，并非最终目标。作为货币政策反馈的信号，通货膨胀究竟是中间目标还是最终变量？价格型通货膨胀肯定是一个反馈变量，但可能综合性不够，需用其他变量补充，或扩展该变量的概念使其能够适用。在美国本次大选中，拜登批评特朗普，用词是“cost of living”，意思是特朗普说经济搞得挺好的，但其实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有所恶化。我认为，这个词跟货币政策的反馈变量意思相近。生活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如果挣了一定的钱，该数量的收入能购买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这涉及到价格变化。如果东西贵了，能买到的东西就少了。二是通过多少的劳动时间和多大的劳动强度，能够挣到特定的收入。即工作是变得十分艰辛疲惫、还是比较从容轻松，甚至工作很愉快就能挣到钱了？比如是不是加班加点，是不是有休假，上下班交通占用的时间是不是很长，等等。从最终变量和中间变量的角度，我们需关心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真实收入是多少，因为真实收入跟名义收入有差别。二是用可比的同等收入，能购买到什么样的一篮子商品与服务。通货膨胀在数学上的表达历来都是纵向比，即时间序列纵向比，与前一年比，结构变化不太大，所以数学表达上还是很严格的。但如果结构发生非常大变化，这种比较是否仍合适？三是换取同等实际收入的劳动付出强度如何，这跟劳动强度和时间有关。从上述几个角度看，作为货币政策的反馈变量，通货膨胀指标还可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考量。首先，从长周期看，科技等带来的价格变化很大。比如现场使用的投屏，过去的价格可能不可想象，但现在价格可承受，包括我们家庭的电视、手机、计算机，价格下降都非常快，这都是科技带来的变化。其次，教育、养老和医疗等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价格也发生了非常大变化。第三，全球人口激增、城镇化进程等，导致城市土地短缺，土地价格大幅上涨，住房价格变化较大，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物价指数里反映这一变化，争议较大。传统通胀度量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争议和挑战。第一，当前的物价指数型通货膨胀较少的包含资产价格，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失真，特别是在长时期比较中的失真。与以前相比，目前家庭、居民或者说消费者在支出篮子里必须考虑对养老的支出、对医疗的支出。大家都知道生命的最后一段很可能是花钱最多的阶段。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投资，缴纳医疗保险或者为医疗存钱。如果资产价格变贵了，说明养老金未来的投资回报就会降低，就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达到原来设想的养老水平。因此，这算不算是一种通货膨胀，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纽联储上一任主席William Dudley（他是2009年接任Tim Geithner担任纽联储主席，整个危机十年的过程中他都是纽联储主席，也是G30的成员）。Dudley近期在讨论疫情和当前宽松政策的时候指出，“当利率长期维持低水平时，该（宽松）政策会适得其反。在美国，货币*已经将债券及股票价格推至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未来的回报率必然会更低。假设估值稳定，未来十年的预期股票收益率可能不超过5%或6%。十年期美国国债0.7%的收益率甚至无法补偿预期通货膨胀率。结果就是，人们必须增加储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安全退休还是供孩子读大学。消费支出会变得更少。即使人们现在不存钱，低回报率也最终会造成损失。例如，州和地方养老基金的钱将不足以履行养老金支付义务。为了弥补差额，官员们将不得不提高税收或削减养老金领取者的福利。任何一种行动都会使人们变得更穷，从而压低消费者支出和经济增长”。这说明我们的支出篮子需要包括一部分对未来的投资。这一投资有可能变得更贵了，贵的原因可能跟当前资产价格水平有关系。考虑到住房变贵了，我们在通胀指标中需要逐步把住房包括进去。最初，住房不计入通货膨胀，后来租房的部分计入物价指数，但是自住房不包括，再后来人们主张将自住房比照租房的价格纳入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逐步开始纳入住房的因素，但纳入的比重远远低于大家实际支出篮子里对住房所承担的负担。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物价指数都注重年度的，而住房因素在年度里不太好准确反映，涉及到长期投资的问题。至于Dudley提到的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第二，以什么样的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目前的做法都是用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劳动报酬拿到手之前需要缴税，一些养老金是扣除的。中国对养老金的扣除过去是20%+8%，包括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2019年统筹的部分调到了16%，也就是16%+8%。这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但这是在可支配收入之外的。另外，对于医疗各个国家处理的不一样。中国大病保险在可支配收入之内，但有些强制性健康保险可能在可支配收入之外，但也是必须花的钱。再有，我们有一些公共消费，特别是教育。教育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些东西是公费的，所以就没有在可支配收入之内。可支配收入对应的是常规的经常性商品与服务，特别是食品、日用品等等，这些东西确实没有怎么涨价，甚至还降价了。但是在篮子以外的东西也是需要支出的，无论是税前支出的，还是某种制度要求支出的。居民可能认为不是自己花的钱，是政府花的钱，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也在劳动所得里，只不过是事前扣除了。如果这部分东西变贵了，但是没有算进去，会不会产生低估通货膨胀的情况？这一部分的比例确实比较大，中国的养老金比重比较大。在美国，医疗的比重大，医疗保健总支出占GDP的17%-18%，这是很大的比重，比食品、汽车都大得多。因此，其中有一些可能没有计入可支配收入的篮子里。有人问，如果让财政多承担一些，多给大家补贴一些，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从中长期来看，财政也是需要平衡的，财政的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当前用财政赤字的办法补了当前的教育、医疗或者养老，那么未来就需要加税或带来通货膨胀。居民和消费者应该意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价格的变动最终也是要承担的。因此，过去的可支配收入的篮子有可能会带来某种度量上的缺陷，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从货币政策的反馈环来看，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并不是用当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调节货币供应量，而是用通货膨胀预期，因此要重视通胀预期的作用。通胀预期究竟怎么形成的？是不是大家看了CPI或GDP平减指数的数据，推算出未来的通货膨胀？实际上，通胀预期可能包含了居民家庭对于养老、医疗、教育和公共性支出成本的变动趋势。在政府收入里，约80%的收入都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其实另外20%左右也是公共服务，比如国防，虽然老百姓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也是居民享用的公共服务。因此，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还是很重要的。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劳动者是否知道自己的劳动报酬是多少。可支配收入之外还有一些是劳动报酬，但是事先扣掉了，到底扣掉多少，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而且不同行业不一样。比如开出租车的个体，个体司机对毛收入是清晰的，也知道汽车的折旧成本。如果是租来的折旧就是“分子钱”，如果是自己买的就是汽车的折旧。此外扣除汽油、保养、年检，还有零部件的维修支出之后就是净收入。在知道自己净收入的情况下，扣除社保和各种费用就可以计算可支配收入。美国的私人农场也容易计算净收入，农产品卖了多少钱，再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花费。但是绝大多数复杂行业，比如公司职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多少，这些人基本上是靠横向比较。总之，衡量居民支出的篮子如果选的不一样，得出的度量会产生差别。可支配收入之外的东西价格上涨得越多造成的差异越大。第三，劳动付出的度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劳动的时间、强度、通勤、是否加班、休假怎么样，这些也是需要度量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在当前职场竞争的情况下，跟上一辈人，或者上上一辈人相比，个人对于教育、技能培训和学习方面的投资要大幅度增加。这方面如果投资不够可能就竞争不到好的工作岗位。另一个是休闲，经济学里认为休闲能产生效用。休闲往往是和劳动是互补的。工作强度越多，占用的时间越多，休闲的时间越少。第四，可比性（基准和参照系）问题。过去物价指数是纵向比，这也带来一定的问题。例如，科技发展导致电子信息、IT等相关产品*尔定律计算的价格下降地非常厉害，可能对物价指数走低或负调整的贡献率较大。如何在通货膨胀中计算科技进步值得研究。另外，代际的结构性变化会非常剧烈。201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3岁，在新兴市场国家是比较高的，预期未来还会更高，但1949年时预期寿命仅有35岁。从寿命会引出养老金的通胀问题。过去男同志60岁退休，女同志55岁甚至50岁退休，其养老金不管是通过统筹还是个人账户，还是像美国401K，用几十年的积累去支持10年左右的养老金就足够。但现在寿命延长，退休后要活20年甚至更长，需投资的量也产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未反映在时间序列纵向比的计算中，因此有些基准、参数或参照系需调整。这个调整可能带来更大影响，其中之一是通货膨胀预期。如果未来通货膨胀和消费者行为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就难说目前物价指数公式和规律表达是准确的，但消费者预期又不完全建立在公式基础上，这个要加以解决。总之，我借今天的机会讲了当前宏观经济面临挑战中一个小的方面，即通货膨胀的概念和度量在当前的适用性。为什么隔了几十年，通货膨胀的概念和度量会出现很大变化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预期寿命、就业竞争、财政平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财政占GDP的比重不高，往往有能力解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但未来财政可能难以持续，居民支出结构必须做出调整才能加以解决。第二，科技变化非常大，以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跟几十年以前不好比，比较后的数字没有意义。第三，由于城镇化、人口等原因，土地价格变化非常之大，这些因素在通货膨胀度量没有充分考虑。第四，公共服务变贵了很多。当然变贵也有原因，过去教育只管小学教育，现在是九年制，未来可能中学全管，再往后可能管得更多。这些变化在中长期周期的视角下可能相当的剧烈，以至于传统的方法可能会受到挑战。这些变化最后反映到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人们在通货膨胀预期基础上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支出行为的变化需要做一些细致、深入的研究，以便对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及居民的支出行为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我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个题目，希望对学会年会和论坛年会提供参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现场文字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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